第十五章 六岁之劫(中)(1 / 1)
时间从未停止向前的脚步,很快便来到92年的夏天。 这段时间里,又发生了许多大事。 国家愈发明确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,制定了《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》。 这份《纲领》,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直到近些年的许多科研方向。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又一项伟大壮举。 同时,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,国家决定推动国有企业改制。 与如今的混合所有制改制不太一样,当年的改制多数是股份制改革。 股份制改革,让端“铁饭碗”吃“大锅饭”的工人阶级,从“以厂为家”的状态,跑步进入了“自己当家”的阶段。 自己当家,有利有弊。 有的企业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,成功实现企业转型,再度焕发企业生机。 有些企业则变得茫然失措,不知如何应对时代的变化,终成时代的尘埃。 父亲供职的自行车厂,就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。 首先,改革开放已过十个年头,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。 虽然我家还在为三千块钱的门槛,不敢参加加香香水的直销。 可加香香水已经在大礼堂和国际展览中心,连续办了两次直销大会。 现场的情况,可以用座无虚席和人山人海来形容。 往好了说,与会的一些人,勉强算是“先富了起来”。 往坏了说,这样的野蛮的财富累积,培养了很强的暴发户习气。 当时在本地的无产者之中,颇为流行见人就叫“大款”的习气。 就连我在猴年春节时,家里也特意给买了一套“儿童西装”做新衣服。 这样的环境之下,生产自行车的企业,愈发变得不再吃香。 尤其是,此地是有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,国营自行车厂不论,私营的就有近百家。 父亲在这一年,还接了一个南下出差的活。 过完年就出发,大半年后的盛夏才回家。 回家后,父亲为家里添置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。 我至今仍然记得,电视机的牌子,贴得是当时很热的长虹牌。 如今的我,会说父亲也掉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。 但,换我在当时那个年代的话,我可能也会像父亲一样,激动地说上一句,“钱是挣来的,不花也攒不下。” 用彩电看奥运会转播,别提多带劲了。 我那时还小,不知道怎么描述自己内心的激动,出外和小朋友交流的时候,只会说,“那里面的人跟真的一样”。 其实,就算是看黑白的,我也觉得跟真的一样。 只不过现在有了彩色的,才觉得黑白的有些失真。 楼下经常帮人“喊一下”的刘老太太家的孙子,名叫刘明睿,他比我小两岁。 他在听到我的吹嘘时,只甩了一句:“切,不就是彩电吗?我家一直就有!” 我忽然意识到,我家似乎已经跟不上时代。 回家后,我把这件事告了母亲。 母亲叹了口气,没有对此事做任何评价。 她虽然文化不高,却有着一定的眼界,她知道是家庭条件制约了我的眼界。 母亲思来想去很久,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。 她要求父亲在每个双休的周末,一定要全家去一趟市区。
去看看城里的市政建设,商场里更新的商品,见见生活条件富足的人的活法。 这是母亲能想到的最省钱的见世面的办法,全家来回坐公交车,只需要三块钱。 而这六块钱如何省出来呢? 母亲忍痛让父亲把刚刚开通的有线电视,又停掉了。 父亲知道母亲的意思,自己在厂里弄个了铁圈,挂在了我家西面的玻璃窗上。 父亲说,这个东西能增强无线信号接收,接到电视上,可以多看一个频道。 至于说为什么挂在西面的窗子上,因为西面可以远眺电视塔,那是信号来的地方。 很快,时间就来到了九月份,住对门的安叔叔忽然来家里敲门。 与安叔叔一起来的,还有他家的女儿,小安姐姐。 小安姐姐属虎,比我大八个月。 安叔叔对于自行车厂最大的怨念就是,当时他爱人怀着小安姐姐,且已然足月,即将临盆。 负责分房的领导却说,只要没生出来,就不能算一口人,家里分房就得分“伙单”。 即便住进来以后,小安姐姐立即就出生了,也没有成功调整去偏单。 如今的小安姐姐已经到了入学的年纪,看起来是一个大姑娘的样子。 她很喜欢童年时的我,特意吃力的把我抱起来转了好几圈。 我想,在小安姐姐的奶奶眼中“虎头虎脑”的我,应该是可以风靡于所有年龄段的女性之中的吧。 而我那时还不知道,经济的快速发展,已经让我在评价一年事情时,不自觉地用上了从商场里面听来的词汇。 安叔叔来的目的只有一个,要从自家的有线电视上分出一根线给我们家。 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是不允许的,但我们两家住得是“伙单”,门外看着入户线是一条,基本查不出来。 有道是:衣食足才知荣辱,仓廪实才知礼节。 人在穷的时候,会为了生计,尝试各种触及界限的事情。 对此,我们这种人通常用,只要不触及底线就好,来自我安慰。 父亲是一个一本正经的人,说好听一点,是一身正气,说得难听一点,最少也是不知变通。 用一句本地话来说,就是“迂”。 迂是形容个性耿直,办事费劲,但还没有腐那么不可救药。 安叔叔劝说父亲:“我比你早看透这J8厂子几年,明白生活的不容易。 你耿直,你可以不看有线电视,你就忍心让孩子出门聊天时,连别人看过的动画片都插不上嘴? 我知道,你觉得这是偷。 我也承认这是偷! 可就连楼下的路灯都有人偷电,你偷个电视信号怎么了? 偷电视信号是应当枪毙还是无期?” 父亲沉默了许久,最终也没有同意这个提议。 安叔叔很生气,他觉得这是在帮我们。 但父亲不领情,他没有强迫我们的道理。 92年九月份,母亲为了能出去做工,补贴因日益增长的物价而造成的生活水准下降,把我送去了离家最近的小学办的“育红班”。 这个班,在如今看来,应该属于“幼小衔接”。 但在当时,对我们住在城乡结合部的人家来说,不是没有幼儿园,是仅有的幼儿园收不下我们这么多的学生。 那么,上育红班,就是最好的托儿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