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4章 职业的围墙（1 / 2）
按照院领导有关分管工作的安排，涉及当事人申请回避的问题，已由院长授权分管立案工作的副院长负责。送走了两位人民陪审员之后，东方思义又看完了卷宗，准备向分管副院长汇报一下有关案件情况，以及双方当事人提出申请回避的理由及事实依据。
院领导办公区相对安静多了，东方思义的敲了几下分管副院长的门，没有任何回应，办公室主任从院长室出来，走过东方思义身边时提醒说：“找马副院长？她去市中院参加一个会议，下午是回不来的。”
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，东方思义想了想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拿起手机试着拨通了妻子艾琴的电话。果然如往常一样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，只有电信公司的语音提示：“你所拨打的电话，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”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。
他想给女儿打电话，思虑再三还是放下了手机。他能和女儿说什么呢？问问她交了什么朋友？女儿是不会说的，她从小就是一个独立性较强的孩子，对父母以各种借口干预自己的爱好与交往都极为敏感。问了也白问，不如不管不问，相信她能处理好自己的一切问题。
晚上下班后刚回到家里，艾琴的电话打来了，没有问候，只有直截了当的一个大问号：“有事吗？不知道我上课时间是不能接电话的吗？你开庭的时候能接电话吗？为什么总是记不住这些事？总是需要我反复地提醒，我提醒过多少次了？没有事不要打电话，尤其是不要在我上课时打电话。你这不是记的住记不住的问题，是对我尊重不尊重的问题。说吧，究竟有什么事？”
东方思义还没有机会开口解释一句，就已经被艾琴这些连珠炮似的问题打蒙了，让他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。说什么呢？任何转弯抹角的话题都会被她无情地给你撸直了，任何隐晦的话题都会被她直接点明了，不如实事求是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。
东方思义缓了缓神后问道：“你有一个学生叫牟其利的吗？”
艾琴仿佛不会回答你的问题，只会向你提出问题：“这个人跟你有关系吗？我的学生又不是一个两个，让我想想。嗯，是有这么一个人。我对这个人没有任何兴趣，他的确曾是我的学生，但他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和设想去继续自己的研究。听他自己说在本科毕业后考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，读完我的研究生转过头去做律师了。在我眼里，这是一个投机取巧追逐名利的人。你问他干什么？和你有关系吗？”
“他是我受理的一个案件的原告方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，被告方调查了解到他曾是你的学生，知道你是我的妻子，所以认为我不合适担任该案的审判长，应当自行回避。我只是想从你这里证实一下是不是你的学生。”
“你在和我讲一个笑话吗？他是我的学生不假，但是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仅仅因为他是你的妻子的学生，当事人就可以提出这么一个无理的要求？这是侮辱法律的尊严，还是侮辱法官的智商？从法律的角度来讲，如果没有法律法规严格禁止的规定，就不能作为任何依据来妨碍对方行使自己的权利，更不能妨碍法官行使自己的审判权。他们提出的依据是什么？法律有这样明确的规定吗？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，当事人有什么权利可以据此提出申请？你不觉得他们这是在无理取闹吗？”
“他们依据的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的一条其他条款，具体内容是：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，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。他们认为这个其他，应当包含在自己的依据内。”
“这就让我更不明白了，他们说的这种其他的利害关系，和我有关吗？牟其利收取的律师费与我有关还是与你有关？只因为他曾是我的学生，就能硬扯上利害关系？再说，他们引用的这种兜底条款，看起来似乎是要让某些规定更加完善，实际上却只起到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反作用，导致不该产生歧义的地方却发生了争执。这是条款制定者的懒惰和不负责任，如果不能列明所有情形，不得不用其他这样的条款来兜底，也要根据上下条款来正确解释，而不是任意解释为己所用。”
“我当然知道他们引用这个兜底条款没有道理，但是为了维护公平公正，为了避免影响到司法的权威性公正性，为了使审判权不受怀疑地正确行使。我觉得自己应当给当事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不能简单地给他们一个结论。按照传统的观念，只要有瓜田李下的情形，就应当引起足够的注意。”
“如何维护司法公正，我不敢与你这位法官来进行论证。但是，如果你以为迁就当事人无理的要求，就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伪命题，就是一个误区，或者毫不客气地说就是一个笑话。迁就当事人的结果，只能是损害司法权威，没有司法权威，何谈司法公正？一个法官，如果连自己的司法权威都不能维护，还如何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？还如何实现司法公正？纵容和迁就当事人的无理诉求，就是对法律秩序和规则的破坏，你这是放弃自己的职责，而不是你口中所称的维护司法公正。即使有瓜田李下的情形，也并非都应该视为禁区。只有法律规定的瓜田李下的情形才应作为禁区，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就不应当视为禁区。”
“我很理解教授所说的这些道理，但是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我们还是应当从严要求司法者。这种从严要求是不会影响司法权威的，更不会影响到司法公正的。司法权威的建立必须获得大众的认可，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同，而不是司法者通过对自己独有的尊严能够实现的。理论与实践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，如果我们一味地从理论上来开展司法工作，在一些情况下，可能会适得其反。”